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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贩卖经济我们为何充满无力感?

2015-08-05 11:36 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

背景介绍

被拐女郜艳敏成为最美乡村女教师并被拍成电影的旧闻仍在网上热议,7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又发布了2015年年度人口贩卖问题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女性在海外多国和地区沦为人口贩卖和性交易受害者,有国内媒体据此统计,中国女性被拐卖到至少41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为什么对人口贩卖充满无力感?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假如将拐卖儿童的数据也统计出来,相信数字更加惊人。NGO组织曾经做过统计,每年国内被拐卖儿童可能在7万人以上。全社会对人口贩卖案件都深恶痛绝,尽管政府打击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参与到阻止贩卖妇女儿童的行动中来,但悲剧还是屡屡发生,一些犯罪行为更令人发指。我们为什么对人口贩卖充满无力感?

●分析1:社会剧烈转型缺乏应有的管理准备,特别是在人口政策和农村治理方面留下隐患。

男权至上仍是附着于当下这个半现代社会的历史印记,这本身就会造成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而滞后的人口政策又进一步加大了性别失衡的严重程度。许多弱势人群因为收入水平低等原因娶不上媳妇,是贩卖妇女的黑市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落后地区的许多农村因为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变成了留守村,安全秩序主要靠政府维持,由于政府力量有限,在微观层面的安全保证几近于无,为人口贩子以诱骗或强迫方式贩卖妇女儿童创造了机会。

●分析2:对于人口贩卖经济,缺乏清晰的社会共同认知。

被拐女郜艳敏成为尴尬的榜样即是一例。尽管这是一起明显的拐卖案件,但在已经生儿育女的情况下,郜艳敏作为受害人必须权衡寻求司法介入与维持现有家庭平稳之间孰轻孰重。

不对人生痛苦有真切感知而只站在道德的岸上加以评判,无论臧否可能都过于轻佻。

而因给她的奖励以及电影对其人生经历的再加工所引起的争议,突出表明从社会荣誉系统、文化系统到大众,其实没有形成能够共同认可的衡量标准。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拐卖郜艳敏行为无疑应被制裁,而从当事人郜艳敏的人生选择看则情有可原,这种二律背反只能让社会评价体系在应对人口贩卖时无法起到应有作用。

●分析3:司法体系尽管对人口贩卖的打击从未松懈,但在制度建设上却要落后得多。这种现象也被网络注意到并进一步引发认知上的混乱。

有人主张对贩卖人口者应一律判死,有人认为应慎用死刑甚至废除。人口贩卖所造成的人间悲剧足以证明其罪难赎,但假如忽视了人口贩卖经济之所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土壤,仅靠法律条文的修改恐仍将无济于事。

如何解决?需要从社会治理政策到道德法律立场的重构

改变我们对于人口贩卖徒有愤恨而常感无奈的局面,实际上需要的是从社会治理政策到道德法律立场的重构。

●应对人口贩卖的基础是什么?

发展农村经济,让外出劳动力愿意返乡并有所发展,通过巩固家庭结构和农村治理结构厚实防火墙,是应对人口贩卖的基础;

●抑制婚姻黑市的必要环节是什么?

在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已告衰减之时,摒弃过去简单粗暴的的人口管理方式,着眼现实与长远,适当放开生育政策,让性别比例走向平衡,是抑制婚姻黑市的必要环节;

●应该尽快确立“买卖同罪”

对于因人口贩卖引发的道德和法律争议,根本解决办法不是事后介入而应前移到事行介入。在提高人口贩卖的受罚代价的同时,应当尽快确立“买卖同罪”原则,如果买方必须事先衡量由此引发的法律风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需担心是否会因受害者被拯救或逃跑而造成经济损失,买方市场空间就会被压缩,人口贩子的受委托情况就会减少。这种制度环境,也有助于社会评价体系建立起共识。

●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在人口贩卖经济已从国内扩大到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加强国际合作也是应有之义。黑市经济设计庞大利益,国际合作也因此涉及利益分成和如何沟通不同司法制度的问题。对此,近年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国际反腐合作经济可资借鉴。毕竟,中国妇女受害,事关国家形象和受害者个人的生存权利。政府有义务在加大国际合作力度。

妇女儿童受到保护社会才有未来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性无须多说。一个妇女儿童能够受到保护的社会,才是有底线和未来的社会。为了这条底线,我们不能再无力。

腾讯新闻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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